“红楼梦”与医学

  “红楼梦”与医学
  肖允楼李远
  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红楼梦》,古往今来有多少人予以评说。有的对此推崇备至,赞美之词言於到了令人致信地步。对言之,有些大家常将红楼这部书比自为“百科全书”,但也有时对此嗤之以鼻,斥之为“诲盗诲谣之书”。近几年来过去被称之红学研究大家已早做古,对于“红楼”这部书的热议早已销声匿迹了,这部书让国人大废脑筋何为之。只不过曹雪芹为书中祖上之人从康熙包衣家奴之夫升到辽宁织造郎中,受恩后而成为江南钟鸣鼎食之官宦人家,到头来,雍正皇帝一上台,第一个抄家的便是江宁(今南京市)织造府,被放往黑龙江宁古塔为披衣人为奴,下场可悲,真可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众家之说,大相径庭,至于书中人物、情节、立题、命意,各种评析更是因人而异,褒贬不一,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红学家看见《易》,道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医疗精神科医生从心理学角度谈,凡书中涉及精神疾患和心理变态种种描述之处,令人读起来瞒有兴趣。令人生奇的是,《红楼》中的怪人颇多,如宝玉之“憨”,黛玉之“愁”,妙玉之“病”,凤姐之“狠”……似乎与凡夫俗子不尽相同。可是只怪,不知所以怪,真令人费解耗神。究竟怪在何处说不来,经过临床上将书中一些人物与精神科的某些病状相比较才感到书中有些内容却与某些病人所患的精神疾患似曾相同。与“红楼”书中有些人有关,如果精神科大夫与病患朝夕相处,就会不难发现书中众多人物与内心活动颇可作为精神病学的课题,加以仔细的研究一番,但是遍查清代古典名著并未发现作者曹雪芹习医的蛛丝马迹,可他笔下描写的一些人物如同是位颇懂医术的名家。今将《红楼》一书中一些与精神科病人的相似之处人物,将精神科病人症状作为精神科知识普及,借助《红楼》这部名著和大家熟悉的书中人物,加以形象化的描述,让读《红楼》时免得感到枯涩无味,使书趣和医学能更加完美结合到一起。
  宝玉疯病探秘
  《红楼》的男主角——贾宝玉,是个“混世魔王”“富贵闲人”“行为偏僻性乖张”,精神活动并不是正常的。而且好发“疯病”。宝玉的“疯病”明显大发作,至少见有三次。第一次见第25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通灵玉蒙蔽遇双真”;第二次见第57回“慧紫鹃情辞试莽玉,慈姨妈爱语慰痴颦”;第三次自第94回“宴海棠贾母赏花妖,失宝玉通灵知奇福”开始,时断时续,发病时间较长,直至终篇为止。
  贾宝玉得的是什么病呢?曹雪芹故意写成是因为“失玉魇魔法”和“宝玉失灵”的结果,我们当然不能相信。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贾宝玉得的是癔症,也就是歇斯底里症。
  癔症属于神经寐能症的一种,临床上表现可以是各种各样,有的表现为“腹痛”“失明”“耳聋”“手脚不能动弹”;有的表现为抽搐发作“昏厥”;也有的表现为像贾宝玉这样的“精神病样发作”。由于癔症发作的形式可以类似各种疾病,故有人便把癔症叫做“疾病的摹仿家”。
  临床上遇到癔症的表现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些患者往往又有共同的性格和特征,他们发病的临床特点和发病前的性格特征,就是诊断疾病的主要依据。那么,让我们把“红楼”当作病史,来看一看“宝二爷”是否符合“癔症”这一诊断,在三次发病中,可算第二次最为典型。我们就以第二次发病为例,结合另外两次发病,以及书中的其他描述作一分析。
  从本质上看,癔症是一种心因性疾病,也就是说在心理因素或精神刺激下起病的。宝玉和黛玉早已以心相许。他们是礼教叛逆者,又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他们二人希望结合,但一直担心不能结合。紫鹃戏言“妹妹回苏州去”,又说要相互退还信物——“从前小时玩的东西”,宝玉一急,便如头顶上响得了一个焦雷“半天不能做声”,接着便大发起来。
  话又说回来,引起癔症发病的精神刺激,一般都不是什么太严重的精神创伤。宝玉的那次发病,归根到底,也不过是紫鹃的“几句玩笑”而己。王太医是懂一些精神科知识的,其实,这位所谓的王太医,也就是作者本人,从此处看来,曹雪芹对岐黄之术还是颇为精通,全书有多处提及诊治疾病之处,描写的中医诊病之道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医大家,看来他对岐黄之术有较深的造谐。借作者之笔,这位王太医说“世兄这症,乃急病达心”,不过一时壅蔽,较其它的是更轻些,其实,贾宝玉这次发疯,也就是现代医学“急性心源性癔病”。
  精神性癔症,一般是发作性,他们发作起来,闹得不亦乎,恶作剧连篇,吓得人不知所措,可是闹了一会,烟消云散,如同好人,多数病人发作时并不长。宝玉第一次发病,大约只有三天;第二次,不过二天;第三次,时间较长,但是中间也是时轻时重,时而糊涂时而清楚,所以第三次发病,其实不是一次,而是许多次。不发的时候,他是完全正常的,照样谈情说爱,吟诗作对,社交应酬。就以第三次发病来说,前后那么长时间,但是最后他居然还能应试赴考,中了第七名举人。可见,在不发病的那一个阶段,精神功能并无缺损。这是癔症与许多严重的精神疾病的重要区别。
  癔症的临床另一个特点是发作的夸张性。癔症病人发病时往往多伴有情感色彩,并呈喜剧性,或者是哭哭啼啼,或者是放声狂笑,或者是吵吵闹闹,或者是手舞足蹈,症状看起来十分严重,甚至不识生身父母,不识白昼和黑夜。从精神病学角度来说,叫做“定向不全”,即不能做出正确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定向。这类症状,在精神病中不太常见。除了癔症,还可见于高热感染,脑出血以及其他严重躯体疾病伴发的精神障碍等。宝玉的第一次发病,似是到了糊涂已极地步,书中有一段文字很精彩的描写,“将身子一跳,离地有三、四尺高,口内乱嚷,尽是胡言乱语”。这种比“精神病更精神病”的表现,恰恰是癔症的特点。
  这一发作另一个特征是易暗示性。暗示性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心理作用,暗示性强就是心理作用特别强。因此,病人的症状很容易受他人的言语和行为影响,人多嘴杂时,发得更凶。第一次发病时,宝玉原先只是胡言乱语,王夫人和贾平等来看了,反而“拿刀弄杖,寻死觅活,闹得天翻地覆”。第二次发病时,开始只是目瞪口呆,一语不发,以后许多人都来看他,“便满床都闹起来”。病人的症状便易受他人暗示,还容易受自己暗示,这叫做“自我暗示”。便如宝玉听见一个“林”字,就大声嚷道,“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们来了,快打出去”;看到陈设的一只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乱嚷:“那不是接他们的船来了”;把船掖在被中,便笑道:“这可去不成了”。这些都是自我暗示的结果。暗示和自我暗示显然对症状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也可以利用病人的这一特点,就用言语或动作,使病人产生心理作用,促使病情好转或消失,医学上称之为“暗示疗法”。癞和尚两次见宝玉,说了一番话,病人顿时好转,实际上就是一种“言语暗示疗法”。可见当时曹雪芹就懂得用暗示离别法治疗癔症,堪称为百科大家。薛宝钗似乎懂点心理学,他采取“佯然不理”的态度对待宝玉的发疯病,故没有暗示的支持,病情倒反见减轻。在这一点上,她比王夫人与贾母,以及我们经常见到许多惊慌失措大惊小怪的病患家属要高明得多。
  贾宝玉性格的最主要特征,是情感的不成熟,往往表现为感情用事,自私自利之心强,满身骄气,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满清八旗纨绔子弟的恶习,致使大清王朝葬送到这些不肖子孙之手。我们说,在贾宝玉身上他喜感情用事,这是众所周知,“撕扇子作千金一笔”便是一个例子,他为了逗晴雯一笑,不但把自己的心爱扇子给晴雯撕,把麝月的扇子也给晴雯撕,一面叫撕的好,再撕响些,一面还要把扇子匣子搬出来,让晴雯尽情地撕。可见“红楼”大观园这群丫环、小姐与他们主子们整天花一酒地,无所事事,纯像一群胸中无墨,不学无术之辈,难怪雍正皇帝一登基,第一个满门查抄的便是这座江南钟鸣鼎食的江宁织造府曹氏家族,随之这所大观园也烟消灰迹,直至后来失魂落魄,囊空如洗的曹雪芹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之窘况完成了这古典名著,流传至今而不衰。
  鉴于晴雯撕扇子取乐,这是作者曹雪芹借傅式家两个嬷嬷的口说出的:“哪怕值千值万都不管了,爱惜起东西来,连个线头儿都是好的,糟蹋起来即不管不顾了。”这段话,把贾宝玉这位二少爷感情用事,不计后果,任性作为的个性特点,写得入木三分。
  这类人的情感很丰富的,易哭易笑,易嗔易悲,但是他们的感情并不深刻,很容易转变。金钏儿之死,晴雯被逐,都与宝玉有关。宝玉虽然悲伤过一阵,但是转眼就将之抛到九霄云外,又在那里吃胭脂、抹花粉、调情作乐了。黛玉魂归离恨天,对宝玉来说应该是十分沉重的精神打击,然而曾几何时,黛玉尸骨未寒,贾宝玉却已经同新夫人打得火热,恩爱非凡了。贾宝玉尽管是一位多情浪荡公子,但用情不专,胸中无墨,胸中欲火虽盛而感情多变,朝秦暮楚,反映了他的情感不成熟,情人眼里出西施,看谁谁好。感情变化无常,反映了他的情感不成熟的另一面。
  好幻想和易暗示性,是癔症性格另一特点。贾宝玉“看到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他不是长吁短叹的,就是咕咕哝哝的”。这种把鱼与月亮拟人化的情况,就是好幻想的一种表现。在精神病医院这种癔症病人发作时的表现是屡见不鲜的,常常会让医生啼笑不止,甚至还让病人家属莫明其妙。这就是癔症病人好幻想的一种极明显的表现。书中还有另一段是描写甄宝玉的,其实是曹雪芹把宝玉一人化为甄、贾两人,说的是同一回事。忆中写道宝玉每当因不肖遭鞭笞时,就“姐姐”“妹妹”呼喊乱叫起来,宝玉自觉这样一叫,便疼得好些。这并不是明显典型的心理作用——自我暗示吗?
  总而言之,这位贾府的混世魔王的乖巧行为“如痴如狂”的个性举动,是符合癔症的性格特征的。
  纸上谈病,只能根据书中有的记载。曹雪芹毕竟是位文学家,而不是一位精神病学家,虽对医学略知其一二,但我们不能对他苛求过高。按理说来,在书中我们看到作者对贾宝玉的描述,还算比较符合精神病学概念的一个典型癔症病例。
  林黛玉心病之由来
  《红楼》中的女主角林黛玉,是曹雪芹笔下精心刻画的一个人物。看过《红楼》的人是否留意过,曹雪芹在第89回、第90回,以他的笔下生花的创作格局,惟妙惟肖地为读者介绍了林黛玉的一次心因性忧郁症的发作来龙去脉。但是,要了解黛玉的病,首先还得从剖析她怪僻性格和特定处境入手。
  在宝玉与黛玉初次见面时,曹雪芹就作了一段这样介绍:“说她两眉弯似蹙非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魇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必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简而言之,作者为广大读者描绘了一个美丽、体弱、多愁、善感和多疑的“病西施”的外表和内心世界。
  黛玉的多疑是众所周知的,如送给她宫花,她认为是故意的把挑剩下的送给了她,夜访怡红院吃了闭门羹,她也认为故意的,宝钗与母撒娇,她觉得是故意做给她这个孤女看的;听见老妈子骂人,气得肝肠崩裂,痛不欲生,当场昏了过去,听得众人不知所措。经过请来的郎中急救才慢慢清醒过来,这时贾府已乱作一团。
  她的怪僻性格,如同姑子庵中的道姑,文中所说她的“愁水”较多,造成她五内郁结,忧愁不断呢?换而言之,她的个性是否与生俱来呢?我们不相信因果报应的,但是佛家有“万事皆空,因果不空”的名言,看来与此极为相似,从现代医学角度上来谈,性格是心理活动特征的总和,与遗传因素有关;但是在性格的形成上,环境、家庭、社会、人与人等诸多因素均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而林黛玉并没有兄弟姐妹,自小就被父母视作掌上明珠,娇生惯养,又兼聪明秀丽,颇具才华,与大家闺秀极为相似,这是形成了她日后“孤芳自赏,唯我独尊”的性格的缘由。然而,好景并不长,她六岁时,先是母亲离世,时隔不久,父亲又撒手西归,命赴黄泉。自此失去了双亲娇惯,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孤独女,在这种孤独无助的环境下,最易导致“不安全感的心态”,因其童年的环境的急剧变化,在她的心灵上留下了严重的精神创伤的烙印,直至她死去时挥之不去。这是她日后形成的“多愁善感,整日两眼蓄泪泪空垂”的怪僻性格的导火线。如果说,在这日后能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会促使她逐渐发展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会使得早年不良心理烙印得以健康恢复。但是,事与愿违,她不远千里来投亲,寄人篱下,进了荣国府。荣国府虽豪门,但是个是非之地,人多嘴杂,主子们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笑里藏刀,面和心不和,人情似纸薄,个人道貌岸然,骨子里即男盗女娼;办起事来互相拆台,落井下石,就连奴婢也敢明目张胆的行鸡鸣狗盗之事。其甚者趋炎附势,各仗其主子权感而发号施令。奉承拍马,明争暗斗,势利得很。黛玉在这种环境下,不得不“步步留心,时时在意”“唯恐被人耻笑了去”。时而久之,促使她更感到处处是险境,使她身微日甚,终日惶恐不安,已达到了诚惶诚恐地步。造成她“多愁善感”的性格更进一步发展了,终于造成了她整天忧愁、紧张、疲劳的状态,促使她身体健康每况日下,后终成顽疾面不止含恨离世。
  “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人们都知道,“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可她每日与众多的荣国府里的人打交道,要想忍下来,静下来,谈何容易。应了古人那句“在家千日好,在外事事难”。真可谓“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对面不相识”。林黛玉无权无势,原来家又穷困潦倒,食不果腹,衣不定时,而她又体弱多病,弱不禁风,进了荣国府只想混口饭吃,但日子确实很不好过。因此,她私下里常常怨自己命薄,感到“我不如人”,这是她性格有“自卑”的一面。自此埋下了她患病的祸根。可是从地位上来看,她是主子,而且,她又是女红针线、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在大观园中女流中当首屈一指。真可谓是才华横溢。是大观园中“十二金钗”中的一个翘楚,她并不甘心在她人面前低头,自认为已是这里的强者而“鹤立鸡群”。这是她性格中自傲的一面,她告诫自己“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失,乐不可极”。可她有时乐而忘忧。两种矛盾的性格侧面,不但经常在内心中发生碰撞,而且时常与环境产生摩擦,即“傲慢”,又“自卑”,给她心理造成了诸多困扰,甚至而不能自拔,自设囹圄。在这些心理斗争中的“自傲感”屡遭挫折。贾府中的女太上皇贾母,对她疼爱一阵之后,明显的冷淡了;荣国府的实力人物凤辣子,对她也怠慢了,以致厨房煮一点“燕窝粥”,也不太高兴;甚至老妈子也敢于在她这个名义上的主子的潇湘馆门前放声谩骂。老妈子骂的:“你是个什么东西来这园子里乱搅”,这句老妈子的胡话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道理,也难怪向来“多心眼”的林黛玉,怀疑这老妈子“有人指使”,感到这个大观园住不了。
  在封建社会里,一个人走投无路的弱女子,只能找一个“知冷知热”的丈夫,以求得一个较好的归宿。林黛玉也不例外。贾宝玉是她的意中人,他俩有一定的共同语言,也有相当的感情。然而,碍于封建礼数,自己又羞于出口,没爹没妈,无人代言,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块心病”,为此她常闷闷不久,甚至暗自两眼蓄泪。更加上又来了一个有钱有势,善于笼络人心的薛宝钗,而且“金玉良缘”之类的话,又如此沸沸扬扬。黛玉对这些是十分敏感的,致使她终年忐忑不安,严重失眠,食不知味,身体健康状况每日俱下,她患了忧郁症。“大约一年之中,统共算起来也只能睡好十夜满足的觉”,她头昏乏力,不思饮食。然而,她毕竟还存有一丝幻想,认为宝玉绝不会抛弃她,这一自我安慰成她最后“心理支柱”。如果她这一点点希望也破灭了,那么,她的精神也就会全面土崩瓦解了,使她失去生存的希望。
  在第89回,“人亡物在公子填词,蛇影杯弓颦卿绝粒”中,黛玉小姐终于暴发了一场可称颇为严重的心因性忧郁症。
  所谓心因性忧郁症,就是在强烈的精神创伤以后产生的以情绪忧郁为主要表现的精神病。黛玉的病,是符合这一诊断的。
  事情的诱因,是从雪雁那里传来一个消息“宝玉定了亲了”开始的。黛玉窃听得七八分,“如同将身撂在大海里一般”。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精神打击,她的一切希望全破灭了,于是便发病了。致使她身心健康受到了强烈摧残。
  她的病主要表现是情绪郁闷不乐,忧则气结,气结伤神,久而久之而危及生命。导致她“泪珠儿断断点点”,“眼中泪渍渍,终是不干。”更为严重的是她产生自杀念头和行为。符合当今医学上的“忧症”。她千愁万情,百感交集,唯上心来,前思后想,左右盘算,不如早些死了。“又想到自己没了爹娘的苦,自今以后,把身子一天一天糟蹋下来,一年半载,少不得身登清净”。紫鹃劝她多休息,少写字,她说:“不行,不怕,早完了早好。”“以后你们见了我的字迹,就如同见了我面儿了。”这些话分明是一个少女下决心毁灭自己生命的临终遗言。
  她是这样想,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她采取自杀手段主要是绝食,当天晚上,晚饭都不吃;以后,又有意糟蹋身子,每日把饭菜减下来;半月之后,连粥也不能吃,又过了几天,竟是绝粒,以致恹恹一息,气已将绝,垂毙殆尽。用半个多月连绝水谷不进绝食方法,来结束自己豆蔻年华,风华正茂的生命,实为可惜,这要忍受多么大的痛苦呀!令人难想象,可见她忧郁之深,致死之因乃罹患“忧郁症”也。
  黛玉这次患病致死的主要罪魁祸首是情绪少忧郁,水谷不食。一心想轻生觅死来解脱自己,但书中还描述了一些另外症状,这些也符合心因性忧郁症状的。所有的心因性精神病,或者叫反应性精神病。它们的共同精神症状都有一个共同的症状,都与心理刺激有密切相关,均可以用心理因素来理解,林黛玉患的是“心病”,久之形忧郁而不自拔。从黛玉日间所听见的话,都似宝玉娶亲的,“看见怡红院中的人,无论上下,也像宝玉娶亲的光景,”“薛姨妈来看,黛玉不见宝钗,越发起疑心”“睡梦中,常听见有人叫‘宝二奶奶’的”。这些虽在似乎与黛玉平时“多疑”有些相像,但是已超出正常范围,因为黛玉对之笃信不疑,正是如这种多疑性格所致。
  “心病终须心药医”,心理治疗是心因性精神病的最重要的治疗,黛玉虽有贾母、王夫人等怜恤,不过是请医生调治,只说黛玉常病,哪知她的心病?所以,毫无效果,病情日益加重。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伤病的直接诱因起自“雪雁之口”,而病情的转机也全亏雪雁的一番话,黛玉在生命垂危时,听得雪雁同侍书说起,宝玉并未定亲,老太太心里早有人了,而且是“亲上加亲”的,这番话,去除了引起黛玉发病的直接心理因素,仿佛是一剂救命强心针,重又勾起了这位“情痴”女生存下去的希望。从此起,阴极阴生,病渐退,脸上出现了笑容。
  这场病,“病的奇怪,好的也奇怪。”因言得病,又因言消病。可见,我们切莫小看了言语在疾病中,特别是在精神疾病中所发生发展的作用,它可代替一剂“灵丹妙药”,也正因“一语破疑团”,黛玉的病,无治自愈,这更加符合心因性忧郁症这一诊断。
  但是,背叛旧礼教的“木石前盟”,结果还是敌不过有《红楼》四大家庭支持的“金玉良缘”。到了那一日,当真得知宝玉确实要与宝钗成亲,在恶风恶浪中苦苦挣扎了如许多年的黛玉,最终崩溃瓦解,连躯体也崩盘了,绛珠仙子终于怀着无限愁绪、怨恨、痛苦、愤满、悲切无限的“愁和怨”离开了人世间而撒手西归!
  妙玉与“走魔入火”
  《红楼梦》在一篇“宝玉疯病之谜”中,曾提到癔症是“疾病的模仿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临床表现,在《红楼梦》中就描述了另外两种与癔症有关的情况——“走魔入火”和“神鬼附体”,这是两种与癔症有关的情况和饶有兴味的病理心理现象。
  “走魔入火”,又名“坐禅入邪”,或者也称“气功走火”,多见于佛教或印度瑜珈教徒长时间坐禅时,这在古今中外的宗教文献中,屡有记载,并不罕见。也可见地练气功时,作为练功不得法的一类表现。其表现颇为复杂,有的是噤口无言,有的是噤口失声;有的是四肢松驰,无法动弹,瘫痪如泥,有的是痉挛抽搐,神志不清;也有的是见神见鬼,还有的是神志不清胡言乱语。
  《红楼》第87回,“感秋声抚琴悲往事,坐禅寂走火入邪魔”中,有一段关于妙于“走魔入火”的生动描述:“那妙玉忽想起日间宝玉之言,不觉一阵心跳耳热,自己连忙收敛心神,走进禅房,仍到禅床上坐了,无奈神经不守舍,心猿意马,一时如万马奔驰,觉得禅床恍荡起来,身子已不合理庵中,便有许多王孙公子,要来娶她;又有些媒婆,扯扯拽拽,扶她上车,自己不肯走,一回儿,又有盗贼劫她,持刀执棍的逼勒,只得哭喊求救。”
  这一段文字描写,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解释,属于癔症病人自我暗示性的“幻想性幻觉”,而禅床恍荡,身子已不在庵中,是“视前庭幻觉”和“运动幻觉”,而她见到王孙公子、媒婆、盗贼车马和刀棍,是“视幻觉”,这些幻觉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生动逼真,第二是与幻想有关,生动逼真在文字中可表现出来,有情有景,有形有声,如同放电影一般,与幻想有关的,则需作一些解释。俗话说:“妙龄少女哪个不多情”。妙玉出身朱门,如何会遁入空门,书中并未作交待,想来总有隐情,她年青貌美,多才多艺,在《红楼梦》十二曲的(曲难容中)中,说她是“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虽然是青灯古殿常相伴,但是她是“尘缘虽未断”,并非“四大皆空”。如与“宝二爷有缘故”,“后来不知怎么又得起相思病”,可见妙玉也是经常“温饱思淫欲”,每时每刻都在“思春”的。甚至有时恍惚间与美妙男子相“交构”,而湿了下半身。但是她又是出了家的人,本应清心寡欲,可她烦恼剧增。因此,只得把自己的思欲和情绪深深埋在心底,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类,作为自己难以实现的幻想,用强力来忍受“性饥饿而遭折磨”。然而,这类被动的精神,并非槁木死灰,而是隐藏着一团欲火,有朝一日,一旦干柴遇到烈火,可能会燃烧起来。那一日,她与惜春恋棋,宝玉闯了进来,又是“何缘下凡”,又是“出家人必是静的”,这些话勾起了妙玉这位“有心人”的心弦,“妙玉脸上颜色渐渐红晕起来”。惜春还着下棋,她半日方能作答,后来又觉得不好意思起来。接着,又和宝玉一起听了另一个思春少女林黛玉的“悲切琴声”。这一番经过,把妙玉一触即发“情火”引了出来,坐禅时心怎么能静来下?幻想联翩,心跳耳热,终于产生了以“儿女之情”为中心内容的“幻想性幻觉”,也就是如同与宝玉发生了性交构之事。
  妙玉“坐禅入魔”还有一些症状,她两手撒开,口中吐白沫,神志不清,这些符合癔症昏厥的表现。她把从南边同来的女尼视作是自己的“妈”,这是癔症性定向障碍;她眼睛直竖,两颧鲜红、高大骂,抱住那女尼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说什么“你不救我,我不得活了,”这些属于情感的释放,也是癔症的表现之一。
  癔症是发作性的,维持时间较短,妙玉只吃了一剂降伏心火的药,便稍稍平笔,不久便痊愈了。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她的癔症会在“坐禅”时发生?广面论之,也可问为什么会产生“坐禅入魔”和“气功走火”?
  坐禅与气功的静坐功相仿,如果应用得法,不失为养身保健的锻炼方法。从现代医学观点上来说起,它们具有“松弛疗法”的作用与“呼吸方法”“生物反馈疗法”的良好功效。但是,坐禅和静坐,需要坚持很长时间,加上当时精神上的放松,因此就会使人进入了一个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一般的睡眠状态,练功者虽然并非真正入睡,但是却可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催眠状态下,大脑皮层受到限制,而大脑皮层下部分情绪和内脏功能的重要调节部位,因为失去了大脑皮层的部分控制,兴奋性增高,因而特别容易接受暗示和产生情感现象。有时练功者,不但练功时间长,而且进食少,甚至几天几夜全不进食,这样就可能在坐禅时产生饥饿和疲劳,进一步削弱大脑皮层的功能,导致癔症症状的产生。此外,有些“功”本身也有暗示作用,“通过自我想象”来调节躯体感觉,还有一点,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些人本身的个性就是癔症个体,本身就容易受暗示的特点。以妙玉为例,她就具有一些癔症的性格特征,她十分感情用事,刘姥姥喝了她一口茶,她居然要把杯子扔了,甚至连地板都要“打几桶水来”冲洗一下,她过分倨傲,有时还傲慢无礼,给人以矫揉造作之感和自尊自贵之感,这种盛气凌人作法是癔症的性格特点——好表现自己和易受暗示的素质。加上因“练功不得法”而产生易受暗示的素质条件,再加上因性格变化诸多不利因素,均容易产生癔症反应了。
  赵姨娘与“神鬼附体”
  关于“神鬼附体”的传说,人们对此并不陌生,在影视、戏剧、文学作品、巫术和街头巷尾的闲聊中,以此为题材者屡见不鲜。有时描述的活灵活现,有鼻子有眼的,绘声绘色。如清代康熙年间屡试不第的落魄举人蒲松龄在他所著的16卷古典名著《聊斋志异》一书中,就写了几百个好鬼、恶煞、狐仙、五通之类的神鬼故事,书中关于神鬼附体描述,多得不胜枚举。在《红楼》中,也有好几段描写,其中,写得较为详细的是第112回,“活冤孽妙姑遭大劫,死雠仇赵妾赴冥府”,活灵活现地介绍了赵姨娘临终前“神鬼附体”的种种表现。书中这一段是这样描写的:岂知赵姨娘满嘴白沫,两眼直竖,把舌头吐出,反把家人吓了一跳。贾环过来乱嚷乱叫,赵姨娘醒来时说道:“我是不回去的,跟着老太太回南去”!众人道:“老太太那用你跟呢?”赵姨娘道:“我跟了老太太一辈子,大老爷还不依,弄神弄鬼的算计我!我想,仗着马道婆出出我的气,银子白花了好些,也没弄死一个,如今我回去了,又不知谁来算计我!”她说完还吐了吐舌头。
  这一段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满嘴白沫,两眼直竖,把舌头吐了出来,这是说赵姨娘已经有“吊死鬼”——鸳鸯附体了;第二部分是:“我是不回去的,跟着老太太回南去。”以及“我跟了老太太一辈子,大老爷还不依,弄神经弄鬼算计我”,这一番话,也是鸳鸯的口吻,说的是贾母死后,鸳鸯投环自尽,以及贾赦想收鸳鸯做小老婆,遭到拒绝,以后又千方百计为难鸳鸯的事。这是已死的鸳鸯借着赵姨娘的口说话了。第三部分,是“我想,仗着马道婆出出我的气,银子白花了好些,也没有弄死一个”,这时赵姨娘又回复了自己的身份,以她自己的口吻,讲出了她曾想仗着马道婆,用魇魔法害死宝玉和凤姐。用通俗的话来说,是“鬼走了”。最后一个部分,“如今我回去了,又不知谁来算计我”,则又是鸳鸯的口吻,似乎鬼又“附”在身上了。
  “神鬼附体”,在精神科称为“人格转换”,他们感到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另一个鬼或者神。这时,他们从自己原来的人格,变成了另一个人或鬼的人格,以另一个人或鬼的身份说话或办事,“自己”已不能作主。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鬼和神经,那么神鬼怎么会“附”到人的身上去呢?这种心理,到底应该作何解释,我们说,从病理心理学上分析,“神鬼附体”是一种“自我暗示”。所谓“疑神疑鬼”,“疑心生暗鬼”,就是说这类是从自己的怀疑,即自己的想象开始的。然而,要产生这样的怀疑,是一定的土壤与气候。
  这场“神鬼附体”发生的时间是很特殊的。宝玉发疯、黛玉归天、贾府被抄、迎春早夭、太君去世、深夜被盗,这些接二连三地发生,宁荣二府衰败征兆已现,开始树倒猢孙散,走的走,死的死,逃的逃;在这个经营近百年的大家庭,被雍正皇帝一纸“圣旨”,下令抄家,倾刻间大厦崩塌,这个江南钟鸣鼎食人家便化作烟飞灰散。崩溃前夕,就已人心惶惶,各自寻找自己的出路,连“显赫一时”的王熙凤,也要向一个村妪刘姥姥托起“孤”来。在这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之际,赵姨娘也在思考自己何去何从。但是,有面子的头等主子,都已经“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有谁来关心这位没用的“二等主子”?赵姨娘在灵堂,哭得死去活来,最后哭得昏了过去,她伤心的不是已故的贾母,而是她自己,此时此刻,联想到不久前死去的鸳鸯女,也完人理可以想象的。
  这场发作,发生于贾母停柩的铁槛寺。大这都清楚寺庙教堂的环境,最易令人产生宗教色彩的幻想,庄严肃穆的阴森森大殿,高大宏伟的菩萨,青面獠牙的判寐恶煞,华盖宝幡,钟鼓磬钹,这一切宗教象征,即使对不信佛教的人,也会有一定的心理影响,赵姨娘在此时此地,产生“神鬼附体”的最重要一点是“神鬼显灵,因果报应”的幻想,也是很自然的,是赵姨娘本人的心理特点。她笃信迷信,容易接受暗示,贾府中的男男女女,信神信佛的人不在少少数,经常烧香拜佛,占卜求卦,做佛事,斋祖宗,祭天神。僧尼道婆经常上门,大观园中还养了一批小尼姑,其中赵姨娘是信得较利害的一个,她想信马道婆确使法害人,为此拿出了不少私房钱,相信迷信,与“神鬼附体”的发生有密切关系,致使神鬼附其身。
  言归正传,一个想信有神经有鬼的赵姨娘,当时的心态是沮丧失望,整日惶恐不安,感到自身前途岌岌可危,在一个肃穆凄凉、宗教气氛极为强烈的环境中,通过自我暗示的心理机制,便一次次产生了“神鬼附体”的,这并不奇怪,这也是癔症中的一种。
  在精神科,“神鬼附体”最多见于癔症,但是原先有癔症性格特征的人,即使患了其它类型的精神病,也可以发生这种症状。另外,有些人大脑皮层或躯体产生严重病变,促使大脑皮层功能下降,也可造成暗示性增高,从而出现这类情况,赵姨娘的情况便属于后一种。她愈发愈重,竟然两眼突出,嘴里流血,直至命赴黄泉,隔了些时又回过来,到了第二天,才真正命赴黄泉。这就难说明是她由癔症所致,而是躯体发生了某种疾病所造成的,真正的癔症是决不会因发作而致死的,有些学者把这类表现称为“癔症性癔症”,由于她们的发作表现像癔症,而实际情况这类发作只是躯体另一种疾病的症状之一。
  香菱与干血痨
  《红楼》第80回“美香菱的屈受贪夫棒”这回写道:王道士胡诌妒妇方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描写:“香菱虽在薛房中几年,内外挫折不堪,精神受到严重催残,致使身体正气日趋不足,造成抗病力每况日下。日渐身体消瘦,经王道士诊视,说香菱意患了中医的“五痨之一,干血痨。”日渐赢瘦,经血不行,不思饮食,虽请医诊治,但终无显效。究其原因,香菱结婚虽久,但终没受孕,致使她从不孕症致患了“干血痨”,真可谓她已恶疾缠身。其实,从现代医学角度谈,这两种病,均与精神受到不良损害有密切关系。
  “干血之症”,就是所谓“五劳七伤”中的之一“干血痨”。用现代医学分析,这是一种发生女性以闭经、月经停止为主要症状,并伴有营养不良和全身衰弱的疾病。
  闭经通常属于妇科诊治范畴,但可以由不同的原因所引起。故而,闭经又是一种综合征。香菱的闭经,毫无疑问与精神因素密切相关。大家不妨简单回顾一下香菱的“病史”。幼年,她身遭不幸,被人贩子拐走,失去父母之爱和天伦之乐。以后,又卖给薛蟠为妾,薛蟠号称“呆霸王”,既不知温柔体贴,又更不知爱情为何物,只是把香菱当作发泄性欲工具,供他驱使的奴婢。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是可想而知的。顺便扯上几句为什么同房数年,却无胎孕的原因。《红楼》作者认为是“血分中有病”,其实,所谓血分有病要按现代医学讲因素颇多,而作者却没有详细描述,而血分中有病中只能是作者笼统的讲。其实,香菱长期心理压抑的矛盾,也起着她生理功能紊乱是至关重要的。后来薛蟠将出名的“母老虎”夏金桂娶进了门,后来把薛家闹的鸡犬不宁,使矛盾进一步激化了,那个夏氏玩起了“宋太祖天南唐”的鬼把戏,把香菱视作眼中钉和肉中刺,百般侮辱,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的欺凌她,最后竟唆使薛蟠用门闩把香菱狠狠痛打了一顿,结果,“打”出了香菱的“干血痨”。这份病史,就足以证明她经闭的发生和精神受强烈刺激有密切关系。
  为什么精神因素可以造成闭经呢?众所周知,女子月经是卵巢的内分泌——黄体素和雌激素的按月周期变化,促使子宫内膜和阴道粘膜的周期增厚和脱落的结果。而卵巢的激素分泌,则受脑的下垂体前叶的促性腺激素的调节。但垂体又受丘脑的控制,丘脑分泌促性腺激素释放因子,释放因子的多与少将直接影响垂体促性腺的分泌。事情的复杂性还不仅如此,丘脑又与大脑皮层有密切联系,大脑皮层起着控制和调整丘脑功能的作用。产生月经的机制的上下级中枢之间,还有着非常复杂的反馈系统。但我们可以简单地把调节月经周期系统,概括成大脑皮层——丘脑——垂体——卵巢这样一个轴系统,任保一个环节发生病变,都可能会产生包括经闭在内的月经紊乱。有些病人,因卵巢发育不全,可以一直没有月经,患垂体和丘脑肿瘤的病人,也可能造成闭经,而心理刺激影响大脑皮层功能,则是月经紊乱的常见原因之一。
  有些青年女子,因某种原因迁居外乡或更换环境,常会发生暂时的停经。古人们称之为“水土不服”;其实,这也是在新环境下新的心理矛盾作用于大脑上层的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对新环境比较适应了,大脑皮层的功能又恢复平衡,月经周期也随之恢复正常。有些人,患了神经官能症,或者如忧郁症、精神分裂症之类的精神病,也会发生停经。这当然是大脑皮层功能紊乱的结果。常常随着精神疾患的好转,月经也就正常了。曹雪芹对香菱闭经症的原因作了很精辟的分析,他认为是“怒气伤肝,内外折挫不堪”所致,如果用现代医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因为来自外界的精神刺激和内心的心理矛盾不断激化,愤怒的心情影响了神经系统的结果。精神因素可致闭经,也可导致其它原因的月经紊乱,我们在《红楼》中也觅到其它的例子。便如,第七十二回“王熙凤恃强羞说病,来旺妇仗势霸成亲”中,便借平儿之口介绍了凤辣子的“血山崩”之症。“血山崩”就是“月经过多症”,其中有些病因也与精神因素有关的。王熙凤在这勾心斗角中与尔虞我诈的大观园内,为了巩固她的既得利益,发展和培植自己势力范围,达到谋取更多的私利,可以说是使尽了浑身解数,呕心沥血,机关算尽了。其心理上的负担,当然是穷思竭虑的,其结果,“只从上个月行了经以后,这个月一意淋漓不断的没有止住”。她患了中医学上所说的“经漏症”。
  殊不知,与精神因素有关的身体疾病除了月经紊乱之外,还有许多种妇科疾病,精神因素不但与疾病的发生有关,还可影响病症的预防,它是中医学理论三因治病的之一的内因致病的最主要原因。不妨再从《红楼》中找几个病例,秦氏一家三口人,秦可卿、秦钟、秦邦业,先后命赴黄泉。他们的病,均与精神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秦钟的父亲那个老学究秦邦业为例,水月庵里的小尼姑能儿私逃入城会秦钟,被秦邦业发现,把智能逐出,将秦钟打了一顿,自己竟气得老病复发了。三五日便呜乎哀哉了。秦邦业有什么“老病”,书中除和第七回有过“残疾在身”四个字以外,倒无详细交待,让人纳闷得很,但是,仔细玩味一遍,不难发现这样急骤的撒手西归,可望而不可及大胆推测出他极可能患有现代医学上所说的“冠心病”,因气的老病发作导致“心梗”而死亡。他终身课读,晚景凄凉可悲,经济拮据,加上爱女早逝,儿子不肖……,这样接二连三的精神摧残,最后导致冠心病复发,含恨离世长眠了,现代医学研究证实,冠心病与心理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那么,还有苦命懦弱的尤二姐,她被诓入大观园后,中了同姐的借刀杀人之计,既有凤姐亲自出马的冷嘲热讽,故意奚落,又有众丫环媳妇的言三语四,指桑骂槐,暗相讥刺,还有秋桐赤膊上阵,大口乱骂。弄得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受了一个月的暗气,便恹恹得了一病,四肢懒动,茶饭不进,日渐消瘦。她当时已有身孕,但如此严重的妊娠反应,即是严重的心理创伤推波助澜所致。
  再有贾府中的老祖宗贾母,年已八旬,应该是风烛残年,衰朽残余之躯,但是由于她注重“养生”之道,一向是身体硬朗得很,可是当贾府被雍正皇帝一纸抄家谕旨之后,世职被革了,子孙被押,被发往黑龙江宁古塔的披衣人为奴,这一系列的沉重精神打击,使她的健康状况每日俱下,后来,尽管服用了一些药,便觉得前胸憋闷,心慌得很,从此,病症逐步加重,继而又添上了腹泻,不几天,她便魂归地府。因此,我们觉得“史太君”的病与死,同心情烦恼、忧愁关系极为密切。
  此外,黛玉、晴雯、凤姐和迎春之死,司棋、贾瑞、甄士隐(香菱之父)和封氏(香菱之母)亡病,都不能说与心理因素没有关系。书中还有许多类似的描述与记载,有心的读者,有闲余之时可再查阅一下有关章节。
  他(她)们的病,尽管与精神因素有关,但并不等于单靠心理治疗便可以手到病除。由于这些躯体疾病,而不是单纯的精神疾病,有的是由于精神因素扰乱了神经系统或内分泌系统,导致躯体和组织的功能和器质性损害,有的是不良精神刺激削弱了机体的防御和免疫功能,对躯体健康有害的因素就乘虚而入,兴风作浪,致使组织结构的病改变,使之罹患疾病。这些改变早期是可逆的,当时要加以遏制便可以防止日后持久的躯体病变,总而言之,如果改变当时的精神状态,就可以预防这类躯体疾病,假如病情发展,持久的病变已形成,那么单是心理治疗也是无法解决问题。然而,即使疾病已经酿成,心理治疗仍不能放弃,因为心理因素还可以影响疾病的发展和预防,适当的心理有可能防止疾病的进展和恶化,从而可加速痊愈和康复。
  看来,太医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在为尤二姐诊病后说道:“煎丸二药并行,还要一些闲言闲事不闻,庶可望好。”他主张把药物治疗与心理治疗结合起来,相得益彰,以加快疾病的康复,这完全符合科学,只是他开出“不闻闲言闲事”的医嘱无法执行。凤姐还是煽动那个秋桐不断寻事生衅,挑弄事非,尤二姐即使不吞金自杀,她的病也决计好不了。其原因是她已陷入轻生怪圈里了而不能自拔。
  从香菱的“干血痨”引发出一系列的议论,这些都是围绕着“心”和“身”,即使精神躯体相互关系这样一个医学的基本问题。
  躯体方面的疾病,可以造成精神障碍,而精神方面的因素,同样可以导致躯体疾病的发生发展,遗憾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人,甚至是医务工作者,也会常常忽略了精神和身体的相互关系,不重视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中精神因素的作用。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多读几遍红楼的话,也许对人物中疾病的来龙去脉。以及发生和发展会有所启迪吧,请诸君不妨一试。
  《红楼》与同性恋
  民间有“酒后吐真言”,即言多语失皆因酒。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焦大,在酒醉后大骂贾府那些“不肖子孙”,说他们是每日偷鸡戏狗,爬灰起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把掩盖着贾府的乌七八糟的男女之间关系的那层薄薄的面纱无情的揭开了。
  的确,《红楼》中那些主人公两性关系实在糟糕得很,有公媳相好的,有叔嫂私媾的,有见一个爱一个,得陇望蜀的。至于寻花问柳,嫖妓宿娼,那就更不在话下了。曹雪芹以他生花妙笔,把贾府内这类禽畜都不如的肮脏勾当,描写淋漓尽致。这些当然是那些方子们饱暖思淫欲的逢场作戏,从社会角度分析,他们同正常的两性“恋爱关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已超出正常道德伦理规范。
  然而,还有更不正常的“恋爱关系”,那就是同性恋,《红楼》中的同性恋是很多的。宝玉和秦钟,秦钟和香怜,宝玉和琪官,藕官和药官,藕官和蕊官等,都有过这类暖昧关系。
  芳官曾把藕官的恋爱史,作过一段简要的介绍,藕官是个女孩子,是唱小生的,药官也是女孩子,演小旦。这两个戏子每日唱戏装扮成夫妻,天长日久,频繁演戏接触到后来这戏子假凤虚凰竟像真的一样,你疼我爱,胜似真夫妻,这也是当时社会伦理道德沦丧所致。所来药官死了,藕官哭得死去活来,每逢节日,还要去坟上烧纸祭奠,以后又补上了另一个女孩子蕊官,藕官又爱上了蕊官,说是“比如人家男人死了女人,也有再娶的”。于是开始了藕官和蕊官的同性恋关系。
  同性恋是不是病呢?那可不能草率地下结论,我们只能说同性恋者的性心里是不正常的,简而言之,可称之为“性变态”,因为正常人的性心理活动的目的,总是异性,也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同性恋者的性心理指向,所爱幕的却是同一性别的,这就是一种性心理变态,但是,为什么会造成性心理的改变呢?究其原因有三,心理、生理和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
  男性和女性的基本区别是生理解剖方面各有所不同,男性的性染色体是XY,女性是XX,正是由于性染色体的组合形式,既决定了人的性别,又决定了男女的器官,同时,它是性不能和性冲动的遗传基础。有一类叫做XXX综合征的,病人是男性,但多了一条与男性有关Y色体,他们就太男性化了,人长得特别高、好斗、凶狠,易犯罪,包括性行为由于不当而犯罪。也有些人的基因型(即染色体组型)和他们的表现型(即外型)不相符合,例如有些人的性染色体是XY,性别应该是男性,但是他的父母都错当作“女人”。成年后可能找一个女的专谈恋爱,被人家认为是搞“同性恋“,而实际上他是个“男人”,他的恋爱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如果作一下染色体组型分析,便可确诊。,他的性别也应该正为男性了,不过,生理方面这样的例子虽有,在同性恋中却是极少数。此外,还有内分泌方面的原因,大家都知道,男性有雄激素,女性有雌激素。其实,男性有雌激素分泌,单以激素分析,可以,可以说是男中有女,女中有男,不过是女性雌激素为主,男性以雄激素占优势而己。如果一个女性雌激素分泌减少,雄激素占了相对优势,那么,也会影响她的性心理,可能会发生找一个女性作为恋爱对象的同性恋现象。这种情况在同性恋中必是少数的,并不多见。但是,如果发生在同性恋患者的主要原因是生理改变,应作为“疾病”来对待,并给以适当的治疗。
  因心理方面原因造成的同性恋,占有相当比例,有点同性恋者,尽管躯体发育完全正常,但是他们的性心理发育却很不正常,但是他们的性心理发育却很不正常,有些女子,自幼喜欢男装,喜爱男孩子的活动,长大之后,剃着男式发型的平头,穿着男式服装,性格豪放爽直,或经常参加骑马、划船、耍拳、射箭之类一般认为是男式活动。总而言之,她们心理是男性的,她们在女性同性恋中,扮演着丈夫的角色,而在女性同性恋中扮演妻子者,她们在躯体上和心理上与一般女子相同,只是比女性更女性,一般表理为懦弱、温顺、重感情,好依赖他人,在男性同性恋中,起主要作用的扮演者妻子者,他们喜爱女装,喜欢缝纫、刺绣、烹饪等女性活动,而不喜欢剧烈运动之类男性活动。有的他们说话,动作也带上一些女性气息,其中有些人甚至以自己的男性外表为耻,恨不得把自己变成真正的女性,而男性同性恋中的“丈夫”,则可能变一般男子在心里上更性化一些。也许心理改变所致的同性恋的热烈性程度并不亚于正两性恋爱,有热恋的狂欢和失恋的烦恼,如可产生严重的嫉妒,偶尔情场上失意还可酿成严重悲剧,如上吊、服毒、投河、自杀等等。所以,应该慎重对待,决不可以掉以轻心,从变态心理学角度来谈,同性恋的病人中,性心理反常者,主要是女性“丈夫”,和男性“妻子”,他们之中,有些人无法对异性产生真正的感情,甚至厌恶接触异性,在同性恋造成的悲剧后果中,主要如是上述两种人,故而,他们可能是需要接受治疗或心理指导的,因为他们心理学上的性定向是不正常的,例如藕官和药官,以他们同性恋为例,藕官的性心理更偏离正常,如果需要治疗,那么治疗的主要应该是藕官。他的对方,只要摆脱了这种关系,是可和异性建立感情的,发展正常的两性恋爱的。然而,即使是那些女性“丈夫”,男性“妻子”之类,性心理变态较重者,也不同于一般的精神科病人中。因为他们除了性心理变态较重者。也不同于一般的精神科病人。因为他们可以正常地工作和学习。大观园中的藕官,不是演小生还演得不错吗?对他们的治疗,主要是心理治疗和疏导。
  导致同性恋的另一原因,是社会原因和身边环境,有时社会因素甚至是主要因素,因为心理负荷过重,在某些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同性恋的发生率尤为高,有的是文明规定不得发生正常两性关系,因此,只能把性当作恋爱,还有的是因为长期不能与异性相接触,他(她)们的社会就是一个同性社会,对异性形成了“隔河望金”可与而不可及的地步,造成心理强烈欲而不能发泄,最后,想谈情说爱,只能是同性相求成为同性恋。藕官与药官,以及藕官与蕊官之恋,这正是这样特定社会环境而发生的。而今天的社会实属不多见,但偶尔也有极为少数的人性心理变态作祟所致,也是小社会的缩影。藕官与药官卖身梨园当戏子,而其又处在与世隔绝的大观园中,旧社会,戏子演员是三教九流的下九流,常常被人们戏称“臭戏子”,不被人们所看中,大家知道,因大观园是个粉黛裙钗的小社会,是豪门钟鸣鼎食之家,这观园里的梨园戏子,只能供主人寻欢取乐,消遣戏弄玩物罢了,他(她)们是很少有机会与异性相逢,很难开展异性恋爱的,只有与同性相爱寻乐。
  我们可以把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和舆论,也看作一项重要的社会因素。人的恋爱,已经不单是由性本能支配,赖已繁殖后代的单纯生理现象;也不只是满足性欲冲动的低级生理现象,而是受到社会和心理各方面因素调节制约的高级社会——心理活动。在多数动物中,“父女”同居,“母子”配对,“兄妹”结亲,及随蒙支配的事,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在人类中,尤其是精神和品质上都正常的人们,便不会发生。这是因为教育、文化、传统、习惯、道德、伦理和法律等社会诸多因素的加以限制的作用。《红楼》的时代背景是发生在大清王朝的中叶,从书中看,至少在所谓某些达官显贵的纨绔子弟中,似乎并不以为搞同性恋是不光彩的事,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精神刺激和寻欢作乐的手段,温饱生淫欲,如薛蟠、宝玉之流的若干风流勾当,便属此例。但是,看来当时对女子同性恋则是反对的,《红楼》人物中,女多于男,但是书中介绍的同性恋,只是以男子居多,单纯因社会因素造成的同性恋,当然不能算作病。
  以上,我们把同性恋的发生因素分为三个方面。其实,就具体对象而言之,查其原因往往并非单纯性的,而是两种或三种因素共同起着作用,例如藕官,既有异性世界基因基本隔绝的社会因素,又有性心理方面有些男性化的心理作用。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在同时进园的十三个女孩子中,为什么多数并无同性恋的罗曼史呢?对每一个同性恋者,都必须针对具体情况分析,他(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病,从而才能找到切实有效可行的解决,否则,会鱼目混珠而延误治疗。
  2019年5月28日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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